今年1-2月，我国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起步平稳，工业生产加快，消费品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在春节后的一场演讲中研判，经济的二次放缓已经告一段落，经济边际已经企稳。从年后最新情况来看，风险偏好的收缩也基本上告一段落。
2024年我国经济发展会处于怎样的阶段，有哪些机遇？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怎样的关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围绕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在他看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关键创新引领，更多未来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的枝蔓会浮现出来，要关注新兴产业供给优化。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优化资金供给结构，财政政策预计将在总量上更为积极，2024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PSL。同时，2024年“三大工程”将带动地产投资降幅收窄，可能会是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增量。
《21世纪》：你此前提出观点，中国式现代化重头戏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你看来，这个战略定位调整的经济背景是什么？
郭磊：从经济“增长”，到“发展”，再到“现代化”，代表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迭代和升级。中国经济最早围绕着“增长”这一概念，通过具备竞争力的基础设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不断推进的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成功实现了持续的高增长，建立了成熟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加速推进了城市化，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从侧重增长过渡到侧重发展，我理解发展就是增长加上结构调整目标。我们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先后处理了影子银行、融资平台、两高一剩、房地产等领域的结构性问题。
存量结构问题已有效优化；同时，对于增量增长来说，传统的劳动力要素从全球比较的角度已不具备简单成本优势，资本要素从稀缺变为不再稀缺，以“工程师红利”为代表的新要素优势凸显。
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相当于发展进一步叠加了战略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特点之一是并联式推进，即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合一，打破线性模式，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从政策阐述来看，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这会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21世纪》：最近中央强调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这又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什么关系？
郭磊：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基础。新质生产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理解基础要素如果能够在某种条件下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比如技术取得性突破、未来技术得到有效应用、资源得到创新性配置，则其就构成新质生产力。这种新质生产力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会推动产业体系实现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等基本要求，进一步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
简单总结就是用技术进步引领产业趋势，例如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例如我们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以关键创新引领，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的枝枝蔓蔓就会逐渐浮现出来。
结合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工作任务的首位就是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三点需要提示，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框架还是比较广谱的，报告先后提到了先进制造业集群、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二是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部分，报告依次涉及了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 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
三是关于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报告强调加强重点行业统筹布局和投资引导, 防止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一点非常关键，如果部分新产业能够优化供给，则其未来供需格局会更加良性。
郭磊：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优化资金供给结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实际上强调的是在货币供给环境上稳定总量、优化结构，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服务。
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对于我们观测货币政策来说，不能只盯着新增社融、新增信贷、M2同比这样的总量指标，还要关注其结构趋势。
郭磊：广义财政扩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初步确认，这一点对总需求再均衡将至关重要，财政政策预计将在总量上更为积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去年四季度，增发1万亿国债、重启PSL（抵押补充）是广义财政发力的积极信号。从疫后全球经验看，财政适度扩张有助于对冲经济的资产负债表收缩风险。
我国价格中枢稳定，较海外经济体来说更具备财政进一步积极的条件。2024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PSL，它相当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功能的创新及协调配合，PSL投向“三大工程”等领域，既有利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又有助于房地产新的发展模式形成，并将最终助力于中期经济增长预期的稳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21世纪》：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意味着什么？市场环境需要适应宏观政策哪些变化风向？
郭磊：我们如果简单理解，“逆周期”侧重的是总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4年要“以进促稳”，总量增长率的进才能带来微观预期的稳，包括我们前期看到的增发国债、重启PSL、下调存量利率和LPR利率，实际上都是作用于总量的逆周期政策。“以进促稳”的背景下，2024年应继续会有积极的总量政策出来。
“跨周期”侧重的是结构。例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这都是围绕高质量发展的跨周期政策，前期我们看到上海试点离岸贸易的印花税优惠政策，这就是一种跨周期政策，它也会给经济增长和资产定价带来红利。
《21世纪》：面对这些当下经济运行中的变化因素，你认为2024年我国经济发展会处于怎样的阶段，有哪些主要矛盾需要重点关注，又有哪些机遇？
郭磊：2023年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长5.2%，其中包含一定基数影响，两年复合增速4.1%左右，同时因为价格中枢较低，名义GDP同比增长4.6%。2024年，我们估计实际增长的两年复合增速和名义GDP增速均将进一步提升。
首先，出口表现预计会有所好转。2023年出口年度负增长，主要背景是海外经济体去库存，其他制造业国家如韩国、越南出口也受到较大影响。2024年预计海外库存会出现回补，出口有较大概率回到正增长区间。
其次，“三大工程”将带动地产投资降幅收窄。去年底和今年初两批PSL已落地5000亿元，显示出对保障房等“三大工程”的重视。它有可能会是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增量。
再次，从2024年春节数据看，居民生活半径和服务类消费正在恢复过程中，旅游、电影等领域的数据和2021年有相似性，可能有部分补偿特征的消费正在释放。